所不为，农民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
明末，赋役不均的情况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就开始了“鞭外有鞭，条外有条”，旧法新规，花样百出.劳动农民“步步困于输挽，日日苦于追呼”，而官僚缙绅却仍是“优免如常”，张居正的清丈土地、改革赋役成为一纸空文.如松江两傍缙绅出身的地主，无论官阶大小和田她多少，绝无差摇的负担。乙榜者，则视其官阶大小为差，多的可免二、三千亩的摇役，少的也可免三、五百亩.豪绅大户不仅享有优免特权，而且还想方设法逃避应摊赋役，以致凭借特权“包揽”别人的田产钱粮，拖欠公赋，从中渔利。或接受别人的“投靠”，以包庇别人逃避赋役，而从中得到“贡献”.
(明帝26年)，明政府又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全国共征银五百二十万两(每亩合加派田赋银九厘)，相当于全年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启以后，除了田斌加派以外，又开始了关税、盐课的加征。崇祯时加派更多，除“辽饷”外，又有所谓“助饷”、“均输“、“剿饷”、“练饷”等等名目，其中所谓三晌(辽饷、剿饷、练饷)加派的数字达两千万两之巨，超过了正赋数倍.而且无论土地肥瘠，年成好坏，皆一概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