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蒋成，哪怕很烦太多人的场合，讨厌聚集的游客，还是会顶着烈日帮她在鱼尾狮下照相。牵着她的手，像导游一样耐心地沿路讲解新加坡的历史，从政治到经济文化。
哪怕她是应试教育的精英，在这种时候也往往不得不承认，比不过他从小开拓的眼界，看着他，总像看着高高在上的太阳。
他们在哈芝巷的艺术涂鸦下合影，照片上的蒋成一脸嫌弃，但下一张，又悄悄在她脑袋后面竖起两根“兔子耳朵”，偷笑着摇摇摆摆；
他们还走过阿都卡夫，走过小印度门前过道的煎饼店，裹着轻纱的印度少女手脚利落，煎饼四四方方切成八块，配上两包香喷喷调料。
蒋成拎了一路，最后她吃一口，怕胖便停住。终究还是他一边抱怨，一边收拾残局。
在滨海湾花园，在海洋馆，在云雾林，在超级树缤纷的灯光秀里，无数的回忆里，蒋成的存在，都成为她灰色记忆中唯一的暖色。
然而这三年来，离开高中，离开大学，离开一个其实相对固定的、封闭的环境，哪怕写稿令她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哪怕她并不是全然的为家庭投入一切封闭自己，但她与蒋成的眼界、社会地位、存在感，又确已又一次拉开天与地的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