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提出的“九弊”说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说的“学弊”，就是现实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性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说，而今程朱理学，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国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说“学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学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欲要解决学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国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说，从童生入学启蒙教材至大学堂汇编教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初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学堂学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