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
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名望问题。注书者需有名望方能服众，同一典籍众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学问者更加让人信服，一个无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会无人问津，因此历来能为经书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
宜生虽然自幼通读诗书，即便嫁人后也手不释卷，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了，但若因此就说她能比肩大儒，对经书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无误，乃至穷源竟委，却是绝对夸张。
所以，她的注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注书。
所谓注书，是为解析、注释前人所著之书，凡是认真做学问的，注书时无不力求字义、词义、句义尽量准确，分毫不错，还有知识渊博者，注书时喜欢“挖脚跟”，即纵观古今，将书里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来源出处，乃至后来又有谁引用过都挖出来，这样的注书方式，非大学问者不能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