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没有任何瓜葛的盛柱为新一任的浙江布政使，叮嘱他秘密查访王亶望查抄家产情弊。盛柱果然不负众望，到杭州上任后不久就密奏皇帝说：“检校（王）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清史稿卷三三九陈辉祖传》）意思是说，最初由浙江粮道王站柱经手的查抄底册清单和送到京城入官的物品对不上。
盛柱还举出了实例，如王站柱底册上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解缴内务府进呈册中并没有这些金子，仅仅是多列了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白银，显然是有人用白银抽换了黄金。另外，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呈册中却没有。
乾隆皇帝接奏后如获至宝，连下两道谕旨：第一道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和刑部尚书喀宁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逮捕已经升任河南按察使的王站柱，再会合正在河南办理河工的大学士阿桂，一同前往浙江对质调查；第二道则是给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的，要求陈辉祖在阿桂等人到达之前，先会同浙江布政使盛柱提齐人证和文卷。此时的乾隆皇帝还只是认为负责抄家的官员营私舞弊，万万没有想到总督陈辉祖正是这一大案的罪魁祸首，他甚至还说：“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没想到事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记闷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