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就是顽固、执着地奉行“制衡中国”战略，在外交与安全战略等问题上处处和中国过不去。无论对美、对俄、对韩关系还是对欧洲、印度和东盟的政策，安三政府几乎无一不以“孤立、打击和遏制”中国作为外交的重要目标。”
“重新解释宪法、通过新的安保法案、采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大幅度增加军费等一系列扩军备战行动，构成了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体两面”。日中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亚太地区最不稳定的“战略对手关系”之一。受这一战略驱使，安三政府会继续谋求修改宪法、彻底破除“不战条款”对日本外交、军事和海外行动的最后限制，进而与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彻底告别。”
“我曾经在日本做过大使，非常了解日本，安三政府今天奉行的“战略上敌视中国”政策，是近20年来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超越日本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实力此消彼长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和政策效应，继而会主导国家的外交、安全和战略选择。对于地理位置邻近的中日两国来说，这种“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目前，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对立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