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谈话，杨树理就不可能想起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号下午遇到赵一儒的事情；如果没有和曹德民的多次接触，曹德民和薛秀兰就不会想到谢迎华。由于谈话的时间，条件和背景不同，当事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前后两份谈话记录，信息可能会全面一些。
当然，郑峰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案子有三种可能，一时内部作案，二是外部作案，三是内外勾结，犯罪分子对内部的情况似乎非常熟悉，不能排除内部作案和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所以，凡是和案子有关联……包括有可能和案子有关联的人，都要纳入警方的视线和侦察范围。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起价值一万多块钱的失窃案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错，在现在来看，一万多块钱不算什么，也许就是一件高档皮装的价格。在一九七二年……在文革期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一个工人干五十年才能赚到一万多块钱，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万元户”的说法，这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能有一万块钱的存款，就算是有钱人了。
谈话在聂经理的办公室进行；
第一个走进办公室的是唐文君，此人22岁，是一个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