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重庆**提倡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
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军统的日常开支经费都捉襟见肘。邓葆光给戴笠打了一份报告：“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棉粮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统一规划、管理、监督战时物资调配和流动，控制后方物价。”
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非常重视，立即将报告急转蒋介石，蒋先生阅后转行政院，要求全面实施。邓葆光因此受到重用，不久，被提升为经济科军简三阶（文职同上校）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负责指挥抢夺沦陷区物资，掌管缉私、战时物流货运工作，管理战时物价和打击投机倒把等事务。1941年秋，邓葆光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报道，邓葆光自我提问:“日本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