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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他所在地位决定的，身为皇帝，代表整个大瑞，但从继位之始，边疆常有战事，国内亦有叛乱，除了西南边患外，其他几处连绵几年，损兵折将，没能平息，有时还要妥协，要么招安安抚、要么将一些土地割让出去。
这些土地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是大瑞用不上的地方、不利耕种，可在皇帝眼中，却有耻辱之感，心中悲愤，这才迫切想要变法，要等强军之后，洗刷耻辱，恢复前朝旧土，重现天朝万国来朝的局面。
与之相比，王甫的看法则又不相同，这位新法的掌舵人认为，“国之大政在农兵，以农事为急，不可在兵事之后”。
进而发展出一个观点，即财政是一切的基础，国朝的财政局面如果能够改变，那兵将问题自然能够有所改观。
在他看来，大瑞的主要问题，不在积弱，而是积贫，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王甫曾言“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是以他施行新法的步骤，是先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经济，增加社会财富，等国家富足了，军事自然强盛。
这个过程，无疑是个漫长过程，和李坤迫切改变积弱局面的目的并不统一，只是当今之世，有志变法，又足以坐镇中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