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
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