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的房宅，晚上乘风势焚抢了董其昌的住宅，到后来事态不断扩大，民众普遍参与，连城外的白龙潭书园楼居也被焚烧抢掠。哭一场，嚎一场便成为读书人煽动百姓，抗衡官府的利器。
马城也在冷眼旁观，妥妥的聚众闹事么，大明版本的聚众上访呀。
官府对这类事件的态度是宽容的，上述董其昌案最后一直震动朝廷，但处理结果，也不过是将参与焚抢的骚乱者加以处斩，几名生员遭到杖革而已，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太希望得罪士子，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士子的清议，成为一种制约皇权的舆论势力，时人总结“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合亦往往采纳其言”。
马城只是冷笑，这一招对付朝廷的利器，到了清初可不管用了，由明入清，当局态度为之一变，大大收紧了对言论的控制，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
我大清对哭庙闹事的态度十分鲜明，只有一个字，杀。粗野的八旗王公会跟读书人讲道理么，自然不会，最著名便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我大清有力地处置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