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意我的请求，哪怕是表兄开放了党禁，推动台湾民主政治化，允许后来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的成立；于是一直到民国七十七年表兄去世，我也没能取消孙立人的软禁规定，再后来李登辉接任总统，废止了校长时期立下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法律上结束了战争状态，从此台湾正式步入了迟来了四十一年的民主时代，孙立人也终于得到了总统特赦令，离开了台湾，来到澳洲随我一起养老，再也没有涉足过国家事务。
说起来，我与李登辉也有些渊源，他的哥哥李登钦就是当初被我俘虏的那六千多台湾兵当中的一员，战后回到台湾，与李登辉团圆；后来李登辉还为此专门向我表达了谢意，还说幸亏他哥哥早两年参军，否则就遇不到我，就要被送到太平洋战场上，那可就生死两难了。虽然我和他的理念不同，他主张台湾本土化，而我一直主张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过我们的私交还是不错的。
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在当时的印度，我还在为即将组建的军队究竟以谁为正式长官感到烦恼，军队的番号校长已经批下来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第一百兵团新一军；而校长也很尊重我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并没有要求我任命郑洞国将军作为新一军的军长，我也是真的很为难，孙立人这个家伙口无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