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隔着一张桌子。
顾垣把他的基因检测报告放到富小景面前，“我父亲患有重度双相障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躁郁症。除了生活事业的不如意，遗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患病的几率比普通人要大不少。而且我们家的发病期都比较晚，我爸是三十岁才有明显症状的。”
尽管富小景早有准备，但事实还是有些出乎她的意料。顾垣母亲九十年代初来美国，他二十一世纪初来纽约，中间这段时间他一直和他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也就是说，顾垣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和一个有重度精神障碍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大学做社工时接触过精神病人的家属，在家属里，负责任的往往比不负责任的要艰难许多。如果病人配合治疗，生活还有希望；但如果病人不配合，不遵医嘱，不按时服药，而家属又不忍心把病人长期送到医院，那么等待这家人的往往是无穷无尽的折磨。有些病人的攻击性还特别强，重度患者躁狂发作时砍人并不是什么大新闻。
她终于知道，他身上的那些疤是怎么来的了。她突然体会到了他的绝望，远离了那样的父亲，想必来美国时是想开始新生活的，可他的母亲也把他当拖累。
但他从不说自己父母的坏话。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