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我以为自己仅仅是有点累，谁能在一个热带国家得重感冒呢，再说我本来就比常人结实。可是两瓶藿香正气水也没把我那个劲头压下去，到了第二天我发烧到了四十度，起床都费劲更别提赶飞机了。几个一道来的专家们商量，说要总得留下一个人照看我，我一听这话心里面发抖，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一边喘一边说照看什么照看，谁用你照看，赶快回上海作报告去！我老板着急要呢！——我真是超凶的。
同行的人乘飞机准时走了，我
被中餐厨师和司机送到美国医院打点滴。原来租这个地方就是怕专家们生病，倒是在我这儿派上了用场。昏昏沉沉地也不知道被扎了多少针，一时醒一时睡，好不容易睁开眼睛，谁想到好大一个脸就在我鼻子前面，是冬冬老板，他把我额头上的头发拨开，笑嘻嘻地像朵花：“对就是我，我来印度了。我给你算工伤，给你放假。”
两天之后我退烧出院。
我们没有马上回国。
我跟冬冬在别墅里呆了三天，并没做那件正经事情。我刚打了那么多的抗生素，还没有好利索，身上也没有力气，一直在咳嗽流鼻涕，哪里会有兴致呢？
但是那几天不可说不美妙。
热浪来了。空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