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这人刚直不阿，而且很仗义。如果有他当见证人，写了字据，以后杨母拿了这笔钱，还找杨红，他也会站出来替杨红作证说话。
丢下这番话，杨红一把扣上了门，背着孩子抹了一把泪，就大步往楼下走去。
杨母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跟了上去，母女俩一前一后，沉默着往杨红的单位走去。
途中，杨母几次想说什么，可看着杨红低垂着头，大步往前走的背影，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哼，这死丫头，不就有了套小房子，硬气了，她倒要看看，她能硬气到什么时候。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工作谁帮她看孩子？看孩子又怎么挣钱？
杨母笃定了杨红会后悔。
母女俩来到厂里，找到了刘厂长。
刘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已经洗得泛白的中山装，眼神很正气，没有一点架子。他亲自给杨红母女泡了一杯茶，然后和气地问道：“这是怎么啦？小红怎么哭了，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吗？”
杨红眨了眨眼，把眼泪逼了回去，吸了吸鼻子说：“刘叔，今天过来是想麻烦你做个见证。”
刘厂长点头：“你说。”
杨红看了一眼杨母，杨母别开了头。
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