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到国安局办公室见她。嘉布莉猜想自己不止会丢了工作，还要承担司法的后果，将来想找工作恐怕无望。她才三十三岁，职业生涯便宣告结束。
这还不是最糟的。她原本就知道自己藐视法律，存心冒险，但这么做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保护鲍德的儿子最好的方式。如今，在她的夏日别墅外发生枪战后，好像谁也不知道男孩的下落。他有可能受了伤，或甚至丧命了。嘉布莉内心饱受愧疚的煎熬：先是父亲，现在是儿子。
她站起来看看时钟，七点十五分，得走了，以便在去见柯拉芙之前还有点时间清理桌子。她下定决心要维护尊严，不找任何借口也不恳求留下。bckphone响了，但她懒得接，只管穿上靴子和普拉达大衣，围上一条奢侈的红色围巾。既然都要走了，还不如走得神采飞扬一点。她站在门厅镜子前补妆，讽刺地比出胜利手势，就像当年辞职后的尼克松。bckphone再度响起，这回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起。是美国国安局的亚罗娜。
“我刚刚听说了。”她说。
她当然听说了。
“你还好吗？”
“你说呢？”
“感觉像全世界最惨的人？”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