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大齐百姓的生活过得并不好，大部分人即使是丰收年份也不能保证一年到头都吃饱肚子，更别说朝廷每出兵一次都要增发额外的徭役税赋，底层百姓早已是疲惫不堪，雍和帝对此心知肚明，朝中上下也没有谁糊涂到要冒着激起民变的风险窜戳雍和帝继续增加赋税。
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商人们的生活却依旧没什么改变，趁着叛乱走私违禁物品大发国难财的不在少数，就算老实守法，商人们所需要缴纳的赋税与农民工匠无二，所拥有的钱财基数却大大不同，徭役也往往都是雇了穷苦人家的孩子充数，反正官府只需要能征发到足够的人数，至于货对不对板，没人愿意细细追究。
如此大环境下，像李文柏这般找地方官员抱大腿的商贾虽多，但愿意响应朝廷号召，为雍和帝排忧解难者却屈指可数，朝廷鼓动商户们为征讨大军捐款捐粮也是响应者寥寥。
再者，商人游走在大齐各地，常年居无定所又不受户籍所在地影响，不仅极其难以管理，还成了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的极大隐患。
商人逐利，朝廷财政一年比一年困难，陷入“仇富”情绪的朝廷大员们自然就看上了商贾这群待宰的肥羊。
抑商，一是为了增加作为国之基石的农民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