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这个时间段对字画最感兴趣，学习起来事半功倍，昨儿从简不就背出了《咏鹅》？”这种简单的勾画对崔瑛来说是幼时起的基本功了，说不上多费心思，静心描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对了，老夫一直想问，这个字是什么来头？”吕蒙正指着字卡下方的甲骨文问道，“后面有籀文，有小篆，有隶书，那这一个该不是籀文之前的文字？”
崔瑛一直没有与吕蒙正明说甲骨文的事情，他是有些犹豫的。
一方面，他希望甲骨文的出现能让读书人知道更多的信史，产生疑古意识。西方思想启蒙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对天主教神学的反叛，中国没有强力的神学，孔夫子所修订的五经于中国的意义比《圣经》不遑多让，疑古的意识绝对能促进现代思想的觉醒。
而另一方面，甲骨文的不可再生性和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又让越来越了解这个时代的崔瑛感到担心，如果发掘出的甲骨不能得到很好的保存，或者因为其内容的独特而被彻底毁弃，使得后代无法看到更多史料那就太可惜了。这可不是他杞人忧天，晋时发掘的《竹书纪年》与儒学经典中的记载天差地别，在传承了六百年后，到宋代时居然再也找不到了，这其中的意味也确实值得品上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