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沉重的警钟，她从没有过如此迫切地愿望，那就是开地、播种、收粮，要存满一间大屋子，要让一袋袋沉甸甸的粮食，把她飘乎乎的心脏坠回到原地方。
或许就是这一段时间桑榆想得很多，心里很乱，溪河先生进京的事儿都没在她心中停驻很久。
四月初路况稍好之后，溪河先生就离开了。他穿着青色的夹衫，背着一个药篓，里面装的是桑榆与梨花嫂、季秋白给他带的吃食，有烙饼，有肉干，有咸菜。烙饼的面是季秋白背来的，人也是季秋白送走的。
桑榆与季南山送他到村口，又回到坡上看他远去，季秋白一直送他到很远很远，远到拐过一座矮山再也看不见，桑榆甚至以为溪河先生可能会带了秋白一起上路了，可后晌的时候，秋白又红肿着眼睛回到了村里来。
桑榆将全副心思暂时都收拢到土地上面，更是全年都在砍柴晒柴，也烧了好几土窑的炭。好在天公作美，今年的秋霜来得稍晚，虽然收成较往年要低了两三成，但晚播的粮种也都长成收获了。
九月末的时候，朝廷正式来了恩旨，减免了遭雪灾地域的粮赋，其中特意提到三叶镇周边地域减赋三年。桑榆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溪河先生的功劳，他与她，如无意外，余生都很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