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找到刚才那篇《高官与二奶，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 继续读了下去。五分钟以后，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张口骂了句娘，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于是抄起听筒，信口雌黄：“查完了，你得过水痘。”
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二没听见走路声，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自然觉得疑惑，就问：“我是哪一年得的？”
那边失去耐心，直接发了火：“你这小孩怎么回事？说你得过就得过，我只查一次，爱信不信！”
接着，电话被挂断了。
颂然放下手机，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嘲讽地摇头笑了笑——七年过去了，福利院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
很早之前，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写着诸如“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这样的标语。大人们总爱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你们互为兄弟姐妹，老师是爸爸和妈妈，生活多么幸福。逢年过节，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一句“福利院是我的家”，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