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了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都参与到经商营利的洪流中去。
明初，国家曾有令禁止宗室、勋旧经商货殖。
但到大明中叶以后，宗室“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如楚王府所在地，通衢绸帛店“俱系宗室”所有；宦官则帮助皇室经营珠宝、绸缎、古玩等物，其店贵称“皇店”，甚至连正德皇帝也亲自开设酒馆——当然其中玩的成分居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开设商业店铺的吸引力；首辅高官如严嵩家里开设店号，徐阶“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这是上层。
在中下层，不少庶民地主离乡进城经营买卖；种田赋重，许多农民也改做商贩或小本经营小摊铺；军人则离岗开店设肆当了业主，自由职业者如和尚也开设“酱食店”、道士创办“线米铺”……这类情形虽前代亦有其例，但都不如明中叶以后那样普遍和有那样多人的投入。
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如四民、义利、贾道、治生观等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不齿言利、不屑商贾的士大夫，当然包括其家庭成员，也进入经商队伍，晚明社会“弃儒服贾”、“弃文从商”已蔚然成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挣到了钱，你就是好样的，就会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