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尧帮我解决签证问题，将行李送到机场，他在安检口跟我握手作别：“你现在过去可能还来得及在手术前见他一面，祝你好运。”
我毅然决然的登机。
夜色初临，飞机在纽约落地，各色人流和车辆随着街道铺展开来，蜿转延伸。我直接按照地址到达位于市郊的医院廖长宁的病房前。
我长长呼出一口气，凝聚起全部力量打开隔在我们之间的那扇门。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令人失望的是，廖长宁已经不在里面。
我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我站在空无一人的病房，抬头看向前面巨大的落地窗户，医用支架错落，混着窗外的夜色和窗内的灯光，昏黄迷乱。
此刻内心的痛楚，已经无可回避。
我发了疯一样的冲出病房，跌跌撞撞的按照指示方向飞奔到手术室门口，但是这里的病房每一层的两端都有手术室，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个时间段的我似乎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我想到最坏的结果——
那天我歇斯底里的恳求他留下来陪陪我可能已经成为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
雁迟终于打通我的电话，我按照他指示的方位找到廖长宁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