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欺，亦不欺人。能不能被人信，则只能听命顺命。至于他人，也只能劝人守信，却不能保得人人都守信。这里法家倒是更有成效，以律法约束，若不守信，则罚之惩之。”
“儒家劝之在先，法家惩之在后？”
“嗯。尤其到了我大宋，对于失信之人，惩戒之法比往代更加完备。这恐怕得益于我大宋商业繁兴，自古未有。每天万千交易，难免有许多失信之人，惹出无数纷争。因此，朝廷反复修订律法，不断严密契约之法。交易定约，得去官府请买官印红契，并得有牙保作证，一旦有争讼，才会当庭受理。私下签的白契，则不能作为堂上凭据。看起来，这不但多了几文契书钱，也添了许多麻烦。但若不如此严格，失信之人便能任意抵赖，难以追究惩治。”
“嗯……与其百般揣测，不如一纸为凭。”
“比如汪石这件事，若没有请你和那三位巨商做牙保，也没有签红契，就算追到他，空口无凭，拿什么来惩治他？这便是薄薄一张契纸的用处，也是我大宋功在千秋的一大创制。”
“虽然管不到人的心，却能约束人的行？”
“正是这个道理。”
“多谢周大哥开解。惭愧，这一向我心神虚弱，常生出些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