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
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
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