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到了几乎四五两银子的价格，甚至连人不常吃的豆子，价格也被抬到了三两银子的价格，比之万历年间和天启初年的时候，粮价翻了好几倍，这样的价格，别说普通百姓买不起，就算是一些小有积蓄的人家也撑不住。
但是于孝天在掌权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崇祯十二年十月间，就已经把真定府一带的粮价平抑到了一石麦子仅仅只售一两四钱银子，价格压低了很多，虽然比起万历年间的粮价还高出不少，但是起码回归到了正常的范畴之内。
当然于孝天也很清楚明末北方粮价之所以居高不下，除了天灾和奸商囤货居奇哄抬粮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商之中，有那么一批铤而走险，官商勾结，把粮食大批通过张家口一带，偷运出关，高价贩售给建奴和蒙古人，赚取超额的暴利。
这些奸商无疑在大明时代，算是铁杆汉奸，他们在关内缺粮的同时，对关内的灾情视而不见，却把关内民众所急需的粮食，大批的转运出关，赚取暴利，一是大大加重了关内的缺粮情况，二是有力的支持了关外建奴的需求，使得建奴在苦寒的关外，却可以吃到粮食，不至于饿死。
关外的建奴通过不断的向关内侵袭，通过烧杀抢掠获取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