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刚出生时的那般大小。
我把这情况反映给了负责“替代品方案”的松下幸太郎先生，松下先生在第二天却做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带着几个研究所的医生抱走了育婴所的两个婴儿，说是要去观察几天。
几天后，我来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献身了，被解剖了！”
我往后退了几步，嘴唇颤抖不止，所有斥责的说辞，在目睹松下先生那异常平静的表情后，还是没能说出口。我终于明白过来：所有人的生死，在这九日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终于决定，要好好考虑阮美云的建议……
于是，1939年7月，我和阮美云策划劫持了一辆卡车，试图带走所有的替代品婴儿，但是事件以失败告终，我和阮美云被囚禁到了九日研究所的牢房里。三天后，我和她被捆在了手术台上。待我们再次睁开双眼，发现我们脖子以下的皮肤已经没有了，还被囚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全身的刺痛，让我们发出嘶声裂肺的尖叫声，在九日研究所里回荡。
每天给我们注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