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找到了村支书，然后通过广播大喇叭，发动了已经熟睡的乡民，抬着担架来到河滩这里来救我们。我将朵朵隐入槐木牌中之后，等待着那闹哄哄的二十几个人，涌到前面来。这里面有三四十岁的壮年汉子，也有粗手大脚的大嫂大婶，抽旱烟瘦竿儿的老头子，也有跑得飞溜快的半大小子。
乡亲们热情得很，我虽然还扛得住，却被七手八脚地放到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壮小伙儿背上，颠得我飞跑。
之后村支书又找来了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货车，将我们连夜给送到了县人民医院。
经过了紧急缝合包扎和输血，在手术台上被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被送到了一间四面白色的病房里。闻着那淡淡的消毒水味道，躺在病床上的我感觉到无比的困倦，这时候，揪紧的心终于才放松下来，闭目而眠。
第二天，我是在一阵朦胧的唠叨声中醒过来的，睁开眼睛，是我母亲和小婶在讲话。因为并不知道我醒过来，我母亲还在对我进行着强烈地批判。
家里人都知道一些我的事情，作为我母亲来说，她是极力反对我继承外婆衣钵的。她的这态度，从一开始便是如此，总是骂我外婆把我给害了——并不是说我母亲跟我外婆关系不好，恰恰相反，作为家中的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