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免正税，减克料钱（即罚俸），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这以渭南县最为典型。李渤指出：“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四十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余户。其他州县，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摊逃，约十家内有一家逃亡，即摊赋税使九家共出。税额长定，有逃即摊。……逃摊之弊，户不仅不休。”将逃户的摊在未逃户头上，使原已重的赋税更为沈重，势必使更多的民户出逃，以致竟然逃走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见，“摊逃”是两税法后民户外徙的一个重要原因。摊逃的根源仍在于“以旧额征税”这一做法上。
此外，“自定两税以来，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即以户口增减为考察各州刺史政绩的依据。这样，增减户口就成为各道观察使、各州刺史的切身利益问题，结果就出现了各道、各州之间争夺民户的竞争。例如：贞元年间有些“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在元和年间，各州刺史“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这都说明两税法后地方长吏不仅招引浮寄客户，甚至倾诱邻境的土户，以增加本地的户口数量。这也是两税法后促使民户迁徙的一个原因。
两税法后大量民户离乡背井，流向“旧轻之乡”，进一步改变南北人口比例，还对唐后期社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