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强调以“礼”化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法治国”。在世风日下，犯罪日多的末世，曾国藩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他认为，通过这种礼法结合的方法与手段，必然会出现“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在曾国藩那里，“礼”可治本，“法”可治表，但是要想实现以礼治国，就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以保证的“礼”的顺利实行。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那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严明。曾国藩曾说：“用法从严，并不是没有条律，不像屠夫杀猪那样，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说，要从严而适当，恰如其分。“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达到这一美好理想，执法者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还须透明。在曾国藩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要执法者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
对于执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对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心中非常厌恶。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