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游是合乎潮流的行为，毫不足怪。
在佛教学僧中，也有不少人出儒入佛或修佛兼儒。如元十八“其为学恢博而贯统，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贾山人（贾景伯）“邃于经书，博取经史群子昔之为文章者，皆贯统。”僧人浩初“通《易》、《论语》”。柳宗元宗族人文郁“读孔子书，为诗歌逾百篇，其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循而之释，背笈箧，怀笔牍，挟淮溯江，独行山水间。”这种情况说明儒佛共存共信，已经是中国知识界所接受的事实，佛教早已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扎下了根基，反是反不掉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只能在吸收佛学中找出路，想倒退到汉代儒学独尊的局面已是不可能了。在这个时候，柳宗元提出佛学与《易》、《论语》合，并列示两家在理论上的若干结合点，对于人们从哲学的层次上探索儒佛融合的途径，是有启发和推动作用的，接触到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果看后来宋明理学，其在目标上是承接了韩愈复兴儒学的事业，而在具体行进时是沿着柳宗元所主张的儒佛互渗这条路而通往新儒学的——李曜提出“讨论韩柳”，所为正是如此，正是为了“点拨”此时的名师大儒们发现另一条振兴儒学的康庄大道。
当然，在振兴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