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部门有自己的小算盘是无可厚非的，但危言耸听就不对了，但郑克臧并没有直接处理内廷经理处和两家钱庄的高层，毕竟换人来做，日后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因此关键在于华夏朝廷如何进行利润导向——华夏是不抑制土地兼并的，这是因为华夏有足够多的土地等着失地流民填充，也是因为失地流民同样是工商业的所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克臧默许投资土地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很快，农政衙门根据郑克臧的指令对提高全国田赋征收水平进行了讨论并征询了各省各府州各县农政部门的意见——华夏的田赋收取量是在清代田赋收取量的基础上进行摊丁入亩后得到的，因此实际赋税压力是很高的，只是华夏不收取正赋以外的折色、火耗、鼠雀耗等杂赋、摊派等加征，所以才显得较明季和清代略低——正是因为原本的赋税压力已经很沉重了，地方农政衙门有致一心的共同表示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负担，更有不少的地方主官出于忧国忧民或沽名钓誉等原因连发奏章请求朝廷适当减税，当然意图阿附郑克臧的官员也有，因此整个武成十九年的上半年，华夏朝野因为田赋加征的问题乱成了一团。
对于朝野的担心，作为秘书机构的翰林学士院几名翰林学士向郑克臧提出一个实施梯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