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看起来三道沟事件到此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尾，然而朝鲜重臣还来不及感到万幸，事情就起来变化。朝鲜派出以右议政郑载嵩为首的三使臣组成陈奏使抵达北京时，从正准备返回朝鲜的冬至（朝贺）使那里打听到国王被罚银二万两的音讯，三使臣愤愤然，当即决议呈文礼部为国王辩解。他们旁征博引，罗列历代朝鲜人得罪清朝时处罚止于自己而未及国王的事例，指出罚银国王“有乖于大朝前后体贴之盛典”。
接到朝鲜三使臣的呈文后，清朝廷内有人主张立即捉拿三使臣，也有人主张将其押解回朝鲜处置。但由于东南方面明郑的威胁日趋严重，再加上清廷已经隐约听到朝鲜与东宁之间有所联络，因此康熙的态度显得较为宽容。
当清廷礼部提议下发敕书斥责时，康熙指出“此非小事，不必特降谕旨，但照所撰敕语，令该部缮本具奏，俟启奏时，止票依议耳。”康熙考虑到事发之初已经下敕书令察议朝鲜国王，假如再发敕书问罪三使臣，不免使“朝人心思离散、徒徒增益海逆，与国朝有损”。
于是，康熙命令礼部在奏闻时写上问罪三使臣的内容，他自己只表“依议”，这样即可以向朝鲜施压又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