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商品的窗口之一，其辐射范围也只有西九州的一部分，并不能跟平户、堺港等外国商人广泛抵达的主要港口相提并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港，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宽永十六年（公元1639年）第五次颁布锁国令，居然成了日本唯一能与到访的中国、荷兰商人实施贸易的对外开放窗口，并因此而日趋繁荣起来。不过由于路程的遥远以及锁国令的限制，因此相比一年一度造访长崎的荷兰商船，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能前来长崎交易的中国商船才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主体——根据平户英国商馆和平户、长崎荷兰商馆的日记作为参考依据，十七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约有五六十艘之巨。
可是这种广泛的中日贸易在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后，特别是鳌拜下令实施五省迁界的政策以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到了永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更是锐减到全年只有十艘（注：全部来自东宁）。
“这一次运来的生丝计三十担，雪糖一百二十担，茯苓一百斤、甘蔗酒四百罐、槟榔三千斤、苏木五百斤、象牙四根、犀角五根、鸟铳一百支、瘊子甲十五领、鲨鱼皮五百张、鲲皮一百五十张、虎蹲炮一门、红夷炮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