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座“湘半城”后，他总有孤身闯入虎穴之感，没有睡过一天好觉。若非如此，他又怎么会以总督之尊，格外花心思在这四营自己亲自选拔栽培的新兵上呢。
同治八年（1869），先是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宜练兵不宜练勇”为借口，在原有练军四千人外，增练八千人；接着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说“江苏省自淮军全部撤防以后江苏抚标兵仅有一千六百余人”，且多有老弱，于是大力招募补充勇丁，分左、右二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两江总督马新贻终于也坐不住了，上奏说：“江南全省额兵一万二千七百余人，分防各处，徒有其名，必须化散为整，始能转弱为强。”（《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二》）于是从督标内选千人分为左、右营，从浦口、瓜洲营内选五百人为中营，又从扬州、泰州营内选五百人为前营。这两千人以训练为名，均奉调驻省城江宁。其实马新贻心中最清楚，这四营新兵，名为剿匪而练，其实是要保护他自己呀。
“唉，难哪！”马新贻烦恼地叹了口气，头疼不已。太平天国的宝藏至今下落不明，相关之人利益攸关，处处密不透风，稍有追查的动静，各方警惕狐疑的目光便一齐投来。他虽有朝廷的倾力支持，可这里是两江，天高皇帝远，曾国藩实在太树大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