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问题。’我在延安采访gcd领袖mzd时，mzd说出了这样的话，在重庆，蒋介石将军和邓演达将军说过类似的话，这些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认识到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但他们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截然不同。
延安认为，可以用更激烈的手段，打破农村现有的社会结构，从经济上引导农民实现自己的要求，进而将这种要求转变为政治诉求。
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则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推进社会转变。这种方式源自孙中山对中国走向现代的划分，孙中山在领导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后，提出走向现代社会的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并为这三个阶段规定了具体任务。蒋介石将军在十多年前实现了中国统一后，宣布实行训政。
我无法评论这两种方式的优劣，但很显然的是，两党都在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且在推行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可能会危及战后这个国家的和平，但遗憾的是，两党都没有让步的迹象，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为战后做准备。
在西方，习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在东方却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