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然而，从制度设计之源求证，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的转身：与毛时代服务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不同，信访制度在新时
期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
在应星看来，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维稳”问题必然浮现起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在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
等问题上，不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主体，因而势必具有与当事人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基层单位的控制能力削弱，城乡居民寻求自我利益表达的能力和空间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公民权利意识
增强，以往的行政手段似乎失效。
应星认为，信访一方面突出安定团结的秩序诉求，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层，另一方面，作为中央制约基层政府的手段之一，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依法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