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而是把担忧深深藏在心中。），则很可能不希望科学进步，如果我们没有那最好别人也没有——这是因为不自信，担忧别的国家会在科学进步中更一步拉大与自己的差距。
当然黄石承认这种心态是完全合理的，他自问假如、万一、如果自己生活在一个学术腐败、教授拜金、师德败坏、抄袭光荣、造假的成功可以复制、男学生不称老师称老板、女弟子不叫老师叫老公的国度的话，那他也会有严重的弱者心态，非常不自信自己的国家能够充分享有科学进步的好处。
以前黄石总听到一句话叫做：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年轻时他也曾信以为真，但是现在他认为这句话其实应该倒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豺狼当道不必问狐狸。
作为民主思想的孪生子，黄石相信科学精神除了教育的普及还同样受到制度的影响。假如、万一、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最著名的曾以人文精神著称的学府的大师们，说的言论是：“x国的贫富悬殊其实还是不够大”，或是：“x国其实最该学习朝鲜。”，或是：“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神经病”的话，黄石认为自己的弱者心理肯定会变得更严重了，很可能会严重到心理疾病的地步——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