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
实际上，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寻常年景，也不过几十万贯。
这一刻，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费，之类的积弊，都是假的。要是别的朝代，加税就能解决。而且就缺口来说，缺的并不多。调整盐铁税，就能彻底解决。可是在大宋，从皇帝和官员，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
仁宗没有想过加赋。
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
到了赵煦亲政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加赋。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万人，赋税不多才奇怪。
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可这话也是鬼话，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种地的农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
大宋对粮价的平抑，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甚至可以说魔怔了。开国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