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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朝官认为，温体仁自入内阁以来，直至掌首辅位十余年，惯以媚上为己任，且“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
体仁为权力与群臣为敌，为私怨将燃眉外患置之不理，为报复无所不用其极，整日只知搬弄是非，是个误国误民的庸臣，不足以享高谥号，配享太庙更是没资格。
由于温体仁执政多年树敌太多之故，朝堂舆情基本偏向于上述言论，送入宫里的弹章奏本大都持此论调，而内阁诸臣既有赞同以美谥追赠，例如文忠、文贞之类，也有隐晦表示给个一般谥号已是一下就行的。
赞同美谥的阁臣为孙传庭、卢象升，两位重臣都是秉持着公心，从总体上对温体仁做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反对的则是以杨嗣昌、李邦华为主，陈奇瑜因为崇祯八年前一直在地方任事，与温体仁并无瓜葛，所以在这件事上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就在朝堂上争议之声不止的情况下，关于温体仁身后事的圣旨却很快从宫中发出，所有争论顿时戛然而止。
所有人也顿时清醒过来：现在这位皇帝可是一直秉持着乾纲独断的风格，根本不受外界舆论压力所驱使，要是再想通过群情汹汹来迫使皇帝在某件事上让步，基本上没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