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不彻底，但胡亭路大致能猜到他的意思。
无非是以朝廷与民争利为名煽动灶户围堵官府，造成民变之像，给朝廷施加压力，逼迫皇帝妥协，自己和宋思章也会安然度过这道坎。
在文风大盛，民风开明的江南，因私利被侵害而聚众对抗朝廷之事发生过不少。苏州府每年都会闹一两次抗粮民变之事，小商贩、工坊做工的工人、大商人、社会上的混混、甚至青楼女子都会参与，抗议粮价涨幅过大，使普通民户的生存压力无形中增大。
最后都是当地官府在各方施压之下，打开粮仓，降价粜米来平息众怒。
这些所谓民变的组织者，都是生员或者士绅。
部分生员也参与其中，借机表达对朝廷控制江南科举人数的不满。而士绅群体，向来在当今社会负有“公义之责”，这两个群体在江南被公认为是良心的代表。
远在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工爆发了大规模反矿税使的民变，史称“织佣之变”。
这年水灾，物价很高，织造太监孙隆把税加到织户头上，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于是，先是佣工徐元、顾元等集众二千余人抗议。织工从葑门开始，见到税官就殴杀。投靠过税监的乡绅和富户，也在所难免，最后朝廷虽然未撤织造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