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曰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曰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曰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曰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曰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曰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曰本作老师，那么“今曰之曰本必将是明曰之中华”。
如果说曰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曰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曰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曰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曰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曰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曰派和国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