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公务”，以求佳人相助，还是当着大长公主的面，态度诚恳、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拒绝。
原本三皇子手持谕旨，有凭有据，是为筹集三百万银的药款，众人皆不敢担这抗旨不遵的罪名，但因施德入罪，十万剂黄花蒿“充公”，三百万银的定额便不能作准，权贵们自然都怀饶幸，居然打破了勋贵、世家之限，团结友爱众志诚城，采取了拖延之策，并有质疑——既然黄花蒿用量充足，那么各家究竟应当出银多少，便有待商楔。
关于“占田”所得，因年深日久，究竟获益多少难以为计，而京都占地者，不过是补齐了这些年所欠赋税，若依此为准，与虞沨给出的百万限额相差甚远。
三皇子“工作态度”尽管散慢，度量人心却还精准，情知在这关头用强，虽简单直接，权贵们有“占田”的把柄，处于被动，但到底让人心怀芥蒂不甘，于大局并无益处，就连圣上，只怕也不希望用这般简单粗暴的方式。
总之便是，既要顺利解决赈灾款项，又要让一众权贵心甘情愿。
三皇子剑走偏锋，打算从一众权贵子弟、闺阁那处着手。
这些时日以来，所谓“正事”无非是与那些纨绔觥筹交错，或者是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大好青年“畅谈人生”，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