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陕西的鼠疫以及旱灾，直接导致了百姓的造反，不造反，无以为生了！李自成也趁机而起！这是后话。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这样一来，南北都有鼠疫，外加水灾和旱灾，明朝政府哪里还承受得住？整个大明天下，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三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
单单三个省，死的人就超过了千万人，加上其他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