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交立场。
显然,这是外交上的工作。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干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交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进行交涉。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腿。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种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触,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到此,组建国防部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即原外交部长闵文灿。
让外交部长担任国防部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国国防部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部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说,闵文灿只是临时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