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浮士德比其更具有普遍性。歌德用浮士德作为象征“试图对到达了当时那个阶段的人类的诸发展环节作一个全面的理解，并将它们的内在运动、它们的自身规律性表述出来。”5作者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特征。浮士德的一生概括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三百年间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和精神苦闷。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个阶级在社会实践方面的落后状况。
首先，浮士德的性格充满着矛盾的两方面，正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表现。即作为革命阶级的反抗、进取的一面和作为剥削阶级的软弱、妥协一面的矛盾。固然，浮土德的自杀是一种弃旧图新的手段，但毕竟不能表示他是一个强者。他只是作为一个弱者处于绝望困境中被迫作出的选择。他的自杀和回避终归是一个软弱意志的苦闷的斗争方式，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行为。所以，浮士德整个性格中最基本的特征和最深刻的矛盾就在于:它始终交织着对未来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对当前现实的隐忍妥协。看到宫廷的腐败，他不是反抗，而是尽心竭力地为这个濒于灭亡的王朝服务，设法维持它的统治。尽管浮士德常常慷慨悲歌，毅然决然地奋起，但却又完全缺乏破坏现状，抗击环境压力，敢于咄咄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