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啊。”
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称自己也在等高人电话,然后联系赵曼,她说道:“小鲜肉,我已经问过王鬼师父了,他说这很明显是撞邪了,至于什么东西附体,那要见到事主后才知道,施法费用,还是老价。”
我告诉赵老伯,要想解决,就要让香港高人前去施法,无论成功与否,都要报销十万块辛苦费,解决的话,还要再付二十万酬金,前后准备三十万就行。
赵老伯十分惊讶:“这…这么贵?杨老板,我种地的钱,都供儿子读书了,他工作没几年,积蓄也不多,三十万…真是拿不出来啊。”
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毕竟自己是生意人,不是慈善家,不然你再找其他人问问吧。”
挂断电话后,我总觉得这件事没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最近几年,农村虽然在思想上,没那么封建,但也不至于开放到容忍这样儿媳的地步,难道真的只是‘相爱’‘利用’关系?
下午店里没几个客人,我无聊的翻看杂志,赵老伯打来电话,无奈的说:“刚才儿子给我打电话,儿媳看电视时,见屏幕中一个三十岁以下的男人,就抱着电视浪叫,还喊着什么搞我,我想要,哎,疯了,真是彻底疯了。”
我把杂志合上,